这次聚餐一个月之后，系里专门约请（2）班的几位同学座谈，其核心议题是讨论郑南经常旷课缺席的种种劣迹，以决定他是否还能被留在学校里继续他的学业。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位班主任也让仅一班之隔的方维和陆璐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场火药味很浓，绝不亚于郑南的愤世嫉俗：系领导对其定性之严峻是空前的，学生代表都是班主任精心甄选过的，其中不泛与郑南多有龃龉之人士。自以为得计的班主任却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次会谈，系领导因此特别寄希望于同学们的正义之声。不必赘言，这样的事例一经郑重提到议程便是铁板定钉的事情，不容更改。

      学生们的评议迅速地朝着预定方向在发展，犹如驶入快车道一般容不得蜗行龟步，更不能急刹车调头另去，自讨没趣。惶急间，方维自感爱莫能助，发言并不积极。

      首先，人家找他来仅仅是表明其慎重态度。作为陪衬，除了尽代为受过的义务而外并无其他任何应充分享受的权利，方维感觉到这位老师在精心构筑着一如封建时代的陪斩制度。这也是他们绕过当事人而选择他们俩人在场的根本原因。

      其次，郑南确实是屡教不改。人们可以同情其遭遇，却不能否认既成事实，原谅其过失。

      倒是一向腼腆谦逊，仅作为友情演出的陆璐居然奋起抗争，炮制了一出舌战群儒的历史剧幕。她慷慨呈辞，洋洋洒洒，犹如在作毕业论文答辩。或者说其毕业论文答辩也未必会有如是之精彩。

      关于其不断辍学，陆璐的解释是：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当然谋生也是为了求学，更是为了养活他姐姐，他的外甥们。是啊，那一家人虽然勤俭持家，可山区天道艰难，孩子们濒临失学乃至生死困境，他能作何选择?难能可贵的是在很多时候他宁肯自己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也要尽力地照顾好这样的一家人。然而他与受助对象之间甚至并无任何血缘关系。

      说到动情处，陆璐的声音也开始颤栗了，不争气的眼泪顺着眼睛十分清晰地满面流淌着，竟至于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起来：“大家不妨设身处地地想想，假若我们处在他那样的环境又该如何？能否做到象他一样即使朝不保夕挣扎在死亡线上也要努力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何况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

      “我很难想象我姐姐的孩子病了，我能置若罔闻!那么小的孩子流失于学校的大门外自己能心安理得？他能如此舍己为人，急公好义，难道不应该，又有何不妥之处？”

      总之，陆璐过分强调了这另外一部分的事实，或者说事情的另一方面，这是为大家所不熟悉，也是为大家所不愿意熟悉的。它引起了每个人良心上的极度不安。

      “他要帮助他姐完全可以弃学嘛，学校又不是菜园子门，想出就出，想进就进。”

      “有些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他这样违反校纪校规，不是要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吗？”

      同学们侃侃而谈，话锋都很明显地具有针对性。他们的话未必不近情理。陆璐一时惊得哑口无言。她自感回天乏术，因而格外悲切地注视着一直保持低调的方维。

      方维甚为惶恐，如临深渊，心里面始终都无法撇开她诚挚的哀怜的目光。在陆璐的注视之下，方维蓦然感觉着风声鹤唳，再无法独善其身。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班纪律这么乱，都是因为他在捣乱，”一位同学更如此责难道，“是该狠刹这股歪风邪气了。”

      如是之鲜明立场，赢得系主任的颔首赞许，夯实了会议的基调。方维看到系主任向陆璐投来冷漠的甚至是嘲弄的目光，终于他愤愤不平而又字斟句酌地说道：

      “我倒觉得遵守纪律固然是美德，不过舍己为人，扶危济贫更是美德。因此郑南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处在他那样的环境大概也只能如此作取舍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就是嘛，”陆璐当即腾地站起来说道，“如果一位同学因为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面临不应有的非难与攻诘，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不可理喻的。”

      出人意料的是陆璐还石破天惊地道出如下结论：“我觉得郑南所以不能象我们一样安心学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学校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关心爱护和帮助每一个贫困学生，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

      陆璐慷慨呈辞，掷地有声，郑南的满腹牢骚经由她道出来却也是一番肺腑之言。

      随即她受到了义正言辞的责备。是的，怎能设想学校会因为一个屡犯校纪校规的学生承担失察和失职的责任呢？

      一位同学愤而走出会场，叫来陆璐和方维的班主任，俩人就此被礼送出境，显然继续待在这里是不合时宜的，让人无法接受的。

      会议最终议而难决，胎死腹中。郑南只是受到一次空洞的因而也是异常严厉的批评，俗称“口头警告”。据此，他得以再续无涯学海。

      需要安抚的倒是陆璐，在此之后的相当悠长的时日里，她一直有如惊弓之鸟似的为此而忧心忡忡，倒仿佛郑南的无穷忧虑都让她给承揽了。